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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戈楠- 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及意义 读史识-瑶湖读史

by admin on 2019-04-14

周戈楠| 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及意义 读史识-瑶湖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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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本文源自《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2期97-112页,全文共17488字,文章较长,请耐心阅读。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文末附有编辑部成员读史心得,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及意义
高星
摘要:手斧的存在与否及其意义是我国史前考古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存在着手斧这一类器物,但它们在形态、技术、组合关系、丰度上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大多数手斧与手镐应属同质异型,是中国乃至东南亚砾石石器文化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特定成员,是更新世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先民开发利用植物根茎食材的大型挖掘工具。他们在渊源上有本土砾石文化的根基,可能受到小规模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体现着“本土起源+外来影响”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国的手斧存在着材料的不完备性和研究的肤浅性,体现在绝大多数标本的地层和时代归属不明,研究多停留在对少数“典型标本”主观定性的层面,缺乏全面客观的材料分析和详实的观测、统计数据,很多争论缘于缺乏共同遵循的类型学标准,陷入表层的术语纷争。未来的研究必须加强地层、年代和形态、技术分析的基础性工作,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信息和数据,并从理论层面深入揭示手斧这类遗存所蕴含的先民生存与演化的意义。
关键词:手斧;类型学标准;砾石工具体系;阿舍利技术;“本土起源+外来影响”
1 引言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制作和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具有特定的形态、技术、时代、地域和文化传统标识。这类器物在非洲、欧亚大陆西侧和东亚都受到格外的关注,但引起关注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在西方,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是远古人类技术与智能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而在东方,这类器物却因数量稀少、时代存疑、形态不稳定、技术不规范而饱受争议。
莫维斯(Movius)最早用手斧的有无作为标准,将东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传统或区域。他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Acheulian handaxe tradition)盛行,而东亚却缺失这套组合,反而是持久固守的砍砸器传统(chopper-chopping tool tradition)的天下。莫维斯对产生这种区域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两种推测:(1)东亚在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演化方面处于边缘区域,脱离了进化的主流,在孤立的环境中沿用人类最早的技术;(2)东亚石器原料质量低下,古人群无法制造出更完美、更精致的阿舍利工具[1,2]。由此揭开了半个多世纪来考古学界有关东西方远古文化的异同及手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

Mouvius的分类模式图
对于这一后来被概括为“莫维斯线”(Movius Line)的假说,学界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强烈反对,认为砍砸器组合在东亚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并不占据优势,不能作为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并在该地区寻找手斧等具有“阿舍利元素”的器类,以证明东西方远古文化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东亚并非“文化的死水”[3,4]。然而另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莫维斯对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特点的阐述基本符合事实,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5,6]。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一直是相关讨论的焦点。研究者对它们是否是真正的手斧,时代归属怎样,与西方的阿舍利手斧有何区别和关联,对远古人群的迁徙、交流和技术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直莫衷一是。纵观这些讨论不难发现,许多论断缺乏坚实的材料基础,许多被引为证据的材料存在着年代和出土地的不确定性,许多讨论停留在术语、类型的表层,而且各说各话,缺乏共同接受的标准和原则,更多是在武断地定性,缺乏定量的表述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对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研究和争论历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对目前积累的相关标本和资料所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指出在一些材料使用和类型归属上存在的误区;通过几组统计观测数据分析部分遗址手斧所占比例的真实情况和其形态—技术变异的客观性状;对该类工具的渊源、功用及其在我国中部—南方砾石工具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反映的先民的生计模式尝试做出阐释,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一孔之见。
2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研究历史与争论
“手斧”一词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文献中出现得很早。1935年,步日耶(H. Breuil)宣布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中识别出少量手斧[7]。1939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将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几件小石片/砾石工具归类为“小型手斧”。他主张这种小型尖刃工具的两侧边均被修理,且形状上类似于小手斧,其中某些还显示出与阿舍利手斧同样精致的修疤[8]。1954年,在山西丁村遗址附近的沙女沟地表采集到一件“似手斧”标本,被认为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在形态上同西欧旧石器时代早期手斧非常接近的石器[9]。1965年,贾兰坡宣布中国的数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可确认存在手斧,例如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丁村、水洞沟等[10]。1963年,在陕西省乾县地表采集到一件孤立的石制工具,1984年经邱中郎报道为“手斧”[11]。1977年弗里门(Freeman)从丁村遗物中辨认出更多的手斧,并宣称它们应被视为典型的阿舍利手斧[12]。1987年,黄慰文识别出中国手斧的三个集中分布区,分别为中国北部的汾渭地堑、中部的汉水谷地和南部的百色盆地,还绘制出9件“手斧”标本的线图和分布图以支持其论述[13]。自此,黄慰文成为中国有手斧论的主要拥趸,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阿舍利石器组合,文化的相互影响或交流很早就已经发生,将东亚和西方分隔开来的“莫维斯线”应该被抹去。

山西丁村沙女沟地表采集到的“似手斧”标本

黄慰文先生绘制的中国“手斧”产手斧地点的分布图
1.丁村; 2.三门峡市; 3.蓝田;4.乾县; 5.粱山;
6.海城; 7.百色; 8.东兴; 9.鹅毛口; 10.大窑;
11.清水河和准葛尔
2000年,随着《科学》(Science) 发表有关百色盆地似阿舍利手斧的封面文章,对于“中国手斧”的争论达到高潮。该文基于对石制品形态观测和地貌、地层观察,以及利用裂变径迹法与钾氩法对地层中的玻璃陨石所获得的测年数据,推断百色手斧的年代接近80万年前,并认为百色盆地的石器技术与欧亚西部—非洲的模式II技术是协调一致的,据此指出生活于“莫维斯线”两侧的古人群在技术文化发展和认知能力上是并驾齐驱的[14]。2002年,谢光茂公布了更多来自百色盆地的两面器[15]。此后,又一批来自百色盆地各个地点的手斧材料见诸报端,其中某些手斧发掘于原生地层,部分地解决了备受质疑的地层与时代问题[16]。随着南水北调淹没区考古工作的进行,在湖北丹江库区若干处遗址发现了手斧,使手斧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一类重要器型的观点得到强化[17]。其后更多的材料来自陕西洛南盆地,从这里的数百处地点采集到手斧、薄刃斧等工具,一些标本形态规整精致,可以与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媲美[18,19]。最近,黄慰文等重申周口店、丁村及其他遗址存在手斧,并认为许多石器组合含有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ian techno-complexes)成份,具有“西方元素”,说明在过去200多万年间的进化过程中,早期人类为应对气候变迁,曾反复进行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20]。

图1 百色手斧(Handaxes from Bose)
A.百谷93(Bogu 93)
B.杨屋村007(Yangwucun 007)
C.大同014(Datong 014)
D.大同049(Datong 049)
E.江凤014(Jiangfeng 014)
F.下角村010(Xiajiaocun 010)

西方的手斧
A.阿尔及利亚的Asedjrad遗址;
B.摩洛哥的Tamegroute遗址;
C.以色列的'Ubeidiya遗址;
D.高加索地区的Treugol'naja遗址;
E.英国的Swanscombe遗址;
F.坦桑尼亚的Isimila遗址;
G.印度West Bengal遗址;
然而上述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手斧”这类标本的性质及附在它们身上的“阿舍利”、“西方元素”延伸意义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裴文中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斧这一术语用于本土材料者,但后来改弦易辙,反对他的导师步日耶对丁村“手斧”的归类,认为被步氏视为“手斧”的标本事实上是砍砸器,在这类工具上偶然出现的对两侧交互加工或修理的疤痕,其实是在不同阶段对可利用单元进行加工或改造的结果[21]。他还反驳北京猿人制作和使用手斧之说[22],并不再提及周口店第15地点存在着“小型手斧”。戴尔俭点评了当时中国手斧的发现与研究情况,讨论了其对更新世人类技术发展的意义以及手斧与砍砸器文化圈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这些零星的手斧无法与西方阿舍利文化的影响相联系,在亚洲砍砸器/石片石器工业的一片汪洋中,零散的手斧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几处随浪泛起的小泡沫[23]。
林圣龙通过对被黄慰文等引证的“中国手斧”的标本或素描图进行重新研究,认为这些标本并非真正的手斧,而是手镐、薄刃斧、尖状器和砍砸器等器类。林圣龙同时对出自韩国全谷里遗址的“手斧”进行研究,得出同样结论。基于这些观察,林圣龙指出手斧和勒瓦娄哇技术体系在中国和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缺乏或罕见,莫维斯对东西方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二分法仍然适用[24-26]。《科学》杂志发表有关百色手斧的论文后,一些学者迅速将注意力转向该研究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手斧与用于测年的玻璃陨石之间的关联[27]。林圣龙指出,用玻璃陨石样品测得的同位素年龄不能代表手斧的年龄,因为当时百色盆地的所有手斧均为地表采集品,且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当时已确定有两个文化层,因此将这些采集标本归属于中更新世早期的地层单元是没有根据的,据此对莫维斯理论的挑战是乏力的[28]。考维纳斯(Corvinus)则主张在中国百色盆地及丁村等地发现的似手斧类工具与阿舍利技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的材料缺乏阿舍利手斧那种精致的修理技术与标准化生产程序[29]。
尽管存在着意见分歧,据作者观察,目前多数学者同意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着手斧;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此类工具在形态和技术上明显区别于西方的阿舍利手斧,主要是缺乏系统的两面加工和使用软锤薄化处理程序,且在任何一个遗址或石器组合中皆数量稀少;东西方远古文化的差异并不能因为少量手斧在东方的存在而被否定。
3 关于手斧的类型学标准问题
纵观围绕中国手斧的争论,其表象是在该类工具与西方阿舍利体系的关系问题上见仁见智,其核心问题是这类工具能否真正被归类为手斧。这样,争论的实质就被简化为单纯的类型学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是手斧的分类标准。恰恰对于这一基本或基础性问题,我们未予以足够重视,未很好加以解决。
《旧石器时代类型学手册》(Hand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一书对手斧的发现、研究、命名历史和类型学特征有过系统的介绍[30]。手斧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类重要工具,在18世纪晚期即有学者尝试命名和研究。法国学者莫尔蒂耶(GD Mortillet)最早使用“coups de poings”一词,翻译成英语即是“handaxe”。其后类型学大师博尔德(Bordes)对手斧或两面器(英语“biface”一词的汉译。西方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两面器”这一称谓,以回避“手斧”一词所包含的功能含义)做了类型特征的描述并为大多数学者采纳,即手斧是在砾石或大石片上从两面剥离下大石片而形成的工具;往往用软锤加工;修疤覆盖相对应两面的全部或大部分;刃缘也是两面加工而成,或只有局部的刃口,而其他部位不经修整,或周边都被修成锋利的刃口;横截面或为透镜体状,或者为三角形与菱形;一般具有一个尖或薄锐的远端或尖部(distal end or tip)和相对的近端或根部(proximal end or butt)。博尔德还引入厚/宽指数和长 / 宽指数来进一步界定手斧的测量性状。按照这一分类体系,手斧可以有很多形态变异,包括薄手斧(flat ?bifaces)、厚手斧(thick bifaces)、部分手斧(partial bifaces)和根部未加工手斧(bifaces with unretouched bases)以及阿布维利手斧(Abbevillian bifaces)。可见手斧是一类难以简单界定的、包括多种形态变体的石器[31]。

从两面砍斫器到手斧的演变(据Bordes,1968)
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的一辈,裴文中、贾兰坡都没有对他们争论中的手斧做出清楚完整的界定。贾兰坡做过简单的形态描述:“手斧(Coup de poing)是将石核或石片的边缘由两面打击而成的一种石核类型的石器。由于这一类型的石器的两面均有加工,所以又称之为两面器[10]”。裴文中的定义差不多:“手斧是一种大型的、一器多用的工具,交互打击而成,两面遗留石片疤(早期者后跟保留自然面),前端有尖,侧刃锋利的工具”[22]。张森水曾将中国的手斧归于砍砸器类,“其理由是从形态和功能上看它与尖刃砍砸器是一样的,加之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工具中数量极少,无必要自成一类。所不同的是,手斧用交互打击加工而成,器身两面遗满或基本遗满小石片疤”[32]。黄慰文提出:“……手斧,是一类用结核、粗砾或大石片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轮廓通常呈梨形或椭圆形,一端略尖略薄,相对一端略宽略厚。器身布满片疤,或只保留小部分石皮。……早期类型手斧由于用硬锤打击而具有身厚、疤深、刃脊曲折、轮廓不对称和保留石皮等特点。它们也称为非标准手斧或原型手斧。晚期手斧由于改进技术,尤其是一些地区普遍采用软锤打击而使器身变薄、片疤平远、刃脊平齐、轮廓匀称和不保留或保留很少石皮。它们也称为标准手斧或阿修尔手斧”① [33]。林圣龙则在综合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将手斧的鉴别特征归纳为:(1)一种大型切割工具,一般长在 100 mm 以上;(2)通常两侧对称,周边有连续的切割刃(有时根部例外),刃缘规整锋利呈双斜型;(3)截面较薄,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为稍稍扁平的双凸或透镜体,或者是比较薄的平凸形;(4)制作典型或比较精致的手斧,经粗制、去薄和成型,两面广泛修整。此外,他还列出不同学者对刃角和宽/长比率、厚/宽比率、厚/长比率给出的不同数值[24]。谢光茂提出“手斧的划分标准应该是:(1)手斧是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2)通常有一较宽而厚的把端和与之相对的较尖而薄的刃端,除根部和根部附近外,周边经过修整;(3)平面多种多样,通常是卵形、梨形、叶形、三角形。截面通常为双凸、平凸或三角形;早期类型手斧用硬锤打击、器身厚、片疤深。刃脊曲折、轮廓不匀称并保留较多石皮;晚期手斧多用软锤打击,器身变薄,片疤浅远,刃脊平齐,轮廓匀称,不保留或保留很少石皮”[15]。
① 规范的术语应该是“阿舍利手斧”。“阿舍利”系对“Acheulian”或“Acheulean”的音译。而“阿修尔”是对“Acheul”的音译。Saint-Acheul 是法国一处富含典型手斧的遗址,阿舍利手斧头因此地而得名。在作形容词使用时,“Acheul”需加“ian”或“ean”的尾坠。
应该说,上述对手斧类型的表述都抓住了合理的内核,但作为“标准”则不够简洁、明确和统一,适用性不强;过于具体而缺乏概括性,宽严的程度不一致,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掺杂了太多的元素,例如平面—截面形态、技术、功能、测量数据和阶段性变异,在应用到具体标本上容易产生歧义。于是,采用宽泛标准者会将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两面修理及一个汇聚型刃口的标本都归类为手斧,而采用严格标准者仅把经系统性两面加工与器身薄化的标本称为手斧,不符合这样条件者均被排除。为改变这种鸡对鸭讲、无谓纷争的局面,作者在汲取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在此尝试提出更加简捷明晰适用、更具包容力、能更大程度达成共识的旧石器时代手斧类型学标准:(1)两面打制加工;(2)两面、两侧基本对称;(3)一端窄薄,另一端宽厚。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界定次一级的分类标准,以区别不同形态变异和不同阶段演变形成的亚型,例如形态近似手镐、只有部分器体被加工、一端尖锐另一端粗厚、器身厚、修疤深短的原型手斧(Proto-handaxe)和轮廓匀称、通体加工、两端呈舌形或弧形、器身薄锐、修疤平远的典型阿舍利手斧(Acheulian handaxe)。应避免将不同层级的标准混合使用,也不必在基于形态变异的类型学范畴内过多掺和主观臆断的功能因素。
4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材料的基本情况
4.1 地点分布与标本数量
迄今在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中经报道的手斧标本只有数百件,且基本来自两个区域:南方的广西百色盆地和中部的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前者很容易界定,因为发现标本的地点均位于百色盆地这一较小、单独的地理单元内,而后者复杂一些,在这个更大的区域内,手斧被发现在汉水谷地和洛南盆地内的多处地点,主要包括陕西省汉中盆地的梁山遗址、洛南盆地的诸多遗址、湖北省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和近年在丹江库区新发现的诸多遗址。笔者在此用“汉—洛—丹”这一缩略语来指代陕东南—鄂西北手斧分布区。
百色盆地无疑是中国乃至东亚最著名的手斧产地。在分布于盆地内的大约70处旧石器时代地点中,含手斧者超过20处,经报道与描述的手斧标本近200件[34,35]。精确数量不详,因为研究者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举“典型标本”之例以证明其观点,而非统计学分析。
在汉—洛—丹地区,大约120处含手斧的地点见诸报端。汉中盆地的梁山遗址是第一处报道为含手斧的地点,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典型的手斧遗址[13]。由于无人对全部标本进行过观察和研究,至今仍不清楚石器组合中有多少标本可确认为手斧。作者观察部分标本后认为石器组合以砍砸器和手镐为主体,仅有少量标本可以归类为手斧。在洛南盆地各级阶地上,目前发现的旷野遗址已近300处,至少在其中的102处采集手斧逾236件[18,19]。在丹江库区,从郧县直立人遗址(学堂梁子)附近采集品中被识别出手斧9件[36],在其他30余处含手斧的地点中,至少51件手斧被报道过[17]。
总体看来,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手斧者数量很少,且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内。是否中国发现的手斧数量少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统计分析,很多标本被漏报?这个问题当然存在,笔者在广西、湖北和陕西的一些文博单位均见过未经整理和研究的手斧标本,但近十年针对上述手斧分布区发表的考古调查或发掘报告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应该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在百色盆地,从坡西岭、百渡、六怀山、百峰、高岭坡、上宋、南半山、枫树岛8处遗址发掘出土和采集到石制品共2974件,其中的手斧标本为106件②[37-42]。在丹江口库区,从彭家河遗和北泰山庙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合计461件,手斧的数量为0[43,44];在1994年对库区各地点做系统调查时采集的644件石制品中,手斧数量为51件[17],其中不排除采集者对手斧这类引人关注的器型格外关注的因素。那么是否会因为考古工作不到位,一些地区未能发现含有手斧的遗址?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被排除,但考虑到各个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近20年内由于国家大规模基建工程项目的进行和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工程的实施而系统有效地开展过,像手斧这样特征鲜明的史前遗存被成片地遗漏的可能性并不高。三峡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95-2007年间,笔者所在的单位组织专业队伍在三峡库区开展过拉网式的调查,发现包含打制石器的遗址近60处,对其中的20余处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真正的手斧[45]。因此,在未来发现大量的含手斧的考古遗址、大幅改变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分布区域与格局的可能性并不高。
②包括王頠提供的百色枫树岛采集与发掘出土石制品数据:石制品共计261件,其中采集品中手斧98件,手镐2件;发掘出土标本中手斧5件,手镐3件。
另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事实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分布区基本在中国南方砾石石器文化圈内,北方的石片工具体系内不存在手斧的组合。虽然零星的手斧标本曾在北方有所报道,但大多是偶然发现的非典型标本,有的还存在误报误传的现象。对此,下文会有所涉及。
4.2 地层学、埋藏学及年代学问题
很多对中国手斧持否定意见的论述聚焦在标本出土地层和埋藏环境上。目前手斧标本绝大多数来自地表采集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对它们的年代及与其他器类的关系,以及附加在它们身上的有关古人类技术发展、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仅能通过宽泛的类型学与地层学对比来推断和引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有意义的理论探讨。上世纪在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皆为采集品,对这些材料的时代判断和原生层位的阶地归属,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幸运的是,近些年数件手斧标本被从原生地层中发掘出土[16],证明该盆地早更新世晚期或中更新世早期的砖红壤沉积物中埋藏着手斧,并且运用裂变径迹法和钾氩法对取自地层里的玻璃陨石进行测年,结果为0.7-0.8Ma BP,使部分手斧标本有了年代数据,百色盆地成为一些学者认可的在非洲之外于早—中更新世之交存在手斧的少数遗址之一[46]。其后这组数据被部分研究者类比、推广到盆地内外出产手斧的其他诸多地点,为脱离地层的大量手斧标本和无法找到有效测年手段的遗址找到了年代学的突破口。需要指出的是,将百色盆地各个地点采集到的手斧统统归为一个地层单元或一个时段是草率、武断的。这些手斧有可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而不是被证明了的事实;百色盆地存在不同时段手斧的可能性无法被排除。解决这个问题尚需更系统扎实的田野工作和对不同层位出土的标本做详实的类型学分析。
汉—洛—丹区域中的手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汉中手斧均为地表采集物,年代被推测为中更新世早期,只因为被推定的“出土”手斧的颜色偏红的粘土—粉砂层与百色盆地的砖红壤接近,虽然两个区域距离很远,而且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地质学比较分析。在洛南盆地,在几级河流阶地的地表皆散布着手斧,研究者推断他们应出自褐色粘土层,而且近年在该层的确发掘出土了少量手斧。研究者曾推测该盆地第2级阶地文化层的年代可能为0.5-0.25Ma BP[19],古地磁和光释光的测年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该盆地的活动遗迹在0.8-0.14Ma BP 之间断续有存留[47]。有迹象表明,有些手斧可能属于晚更新世③,这将对古人群迁徙、适应和区域文化特点、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带来新的命题和视角。洛南盆地手斧的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发现手斧的各阶地文化层之间的关系不明朗,存在高阶地上文化遗存晚于低阶地者的现象,单靠传统的阶地对比和地貌分析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③据王社江告知,他与澳大利亚学者合作做了大量测年工作,积累了很多尚未发表的数据,有的数据将某些地点和层位指向10万年内的晚更新世。
在丹江库区,学堂梁子的手斧均为地表采集品,有的来自遗址之外。近几年,利用南水北调水利工程的契机,在遗址区进行了上千平方米的发掘,仍未见一件原地埋藏的手斧。对遗址文化层所做的电子自旋共振与古地磁测年分析的结果为0.8-1Ma BP[36],但这样的数据无法与脱层的手斧标本建立明确的关系。近年在该地区发掘的几处遗址出土过少量手斧标本,但对原生地层的测年工作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一般的做法是根据阶地归属和与百色地层的对比将它们推测为中更新世乃至早更新世晚期。

丹江口库区发现的手斧
由此可见,中国两个手斧分布区的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目前皆陷入类似的困境。主要原因有三:(1)这些遗址分布于我国中南部红土沉积带,包含文化遗存的网纹红土或砖红壤酸性强,有机质难以存留,很难找到合适的标本做年代测定或沉积气候事件分析,无法依靠生物地层判断时代;(2)南方红土地层的变化和沉积韵律不明显,学术界对其研究相对滞后,还没有像对待北方黄土地层那样找出具有时代标志的层位和沉积规律,可以有效运用的沉积学、年代学和古环境学手段有限;(3)绝大多数手斧为采集品,其层位和时代归属具有先天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脱离原生地层的采集品不仅难以断代,还会因为各类石制品的鉴别性或可视性差异以及采集者的兴趣倾向或人为取舍而导致类别失衡,数据失真,在判断器物组合、文化属性、技术特点、功能指向以及开展遗址间、区域间比较研究时会产生偏颇和误导。一组数据很能说明此问题:在对丹江库区做系统调查时采集的644件石制品中,手斧数量为51件,所占比例近8%;而在其中两处遗址的正式发掘中,得到各类石制品461件,手斧的数量为0[43,44];据悉其他经正式发掘但尚未发表报告的遗址有数处出土了手斧,但数量稀少。百色枫树岛遗址采集石制品216件,其中手斧98件,比例高达45%,而在发掘出土的45件石制品中,手斧为5件,比例降为11%!因此,在做相关的讨论和分析时,一定要对材料来源和性质做客观、中肯的介绍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客观,才有说服力。
4.3 技术与形态
之所以发生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真正手斧的争论,主要症结是:这里发现的所谓手斧大多数形态不规整,加工不彻底,器身厚重,缺失采用软锤技术的薄化程序,个体间形态和尺寸及加工程度变异大,规范化程度低,类型学标准难以掌握。表1列出对采自湖北郧县人遗址附近和百色盆地的若干标本的观测数据,从中可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形态和技术特征略见一斑。从平面看,这些标本两侧真正称得上对称者很少;从侧面看,刃缘多折曲,器身多厚钝且截面形态变异大,两面真正称得上对称者不多;从技术上看,两面加工多不均衡,往往一面修疤多另一面修疤少,且修理多施于尖半段,很少通体修制,修疤多短深,浅长平直的薄化修理疤罕见,表现为硬锤加工特征,鲜见软锤的技术痕迹。这样的技术与形态特点,应该使我们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工具制作者是以加工出一个可用的尖刃为目的,根端视情况需要偶尔做把手的钝化处理;制作者并不十分在乎两面、两侧的工整对称性,当对一面加工无法达到功能和形态要求时,便对另一面做辅助性的加工。而如果仅对一面做修制便可达到目的,制作者便不再费时费力做进一步的修制——这符合简约的原则,而且与因只有一面加工而被划归手镐的另一类工具便建立起功能的联系和操作链的关联。因此,一些学者将这类手斧称为手镐或“似手镐的手斧”(pick-like handaxe)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依据类型学标准而称其为手斧更符合分类学原则,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化细化。中国多数手斧的上述技术与形态特点同典型的阿舍利手斧所具备的通体加工、软锤技术、薄化修理、器身薄锐工整对称的加工策略和形态特征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更符合博尔德(Bordes)分类体系的阿布维利手斧或“原型手斧”(proto-handaxe)而非阿舍利手斧。

表1
或许洛南盆地的情况有所特殊。据悉从盆地采集到的手斧包括两种类型,原型手斧与阿舍利手斧。前者以砾石为原坯,尖端修理,根端一般保留石皮;后者以大石片或扁平砾石为毛坯,形状规则。其中80件被描述成泪滴状,周身经过系统的两面修制,显示纯熟的制作技术,被研究者认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制作最为精良的手斧,可与典型的阿舍利手斧相媲美[18,19]。另外,石制品中还包括薄刃斧119件、手镐231件,绝大多数标准、规范、精致,这使洛南盆地的手斧及相关器类组合比东亚任何一处遗址都更加接近西方的阿舍利工具体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手斧仍然缺失软锤修薄的技术特征,显示与西方同类器物一定程度的不同;而且由于绝大多数手斧采自地表,最近虽有手斧、薄刃斧等标本发掘自原生地层,但资料尚未发表,我们目前无法知晓洛南盆地的原型手斧与阿舍利手斧是否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化组合,二者的关系怎样,也无从研判它们的发展是否经历了不同技术阶段或演变过程。信息的缺乏使进一步的讨论受到了制约。
5 相关问题讨论
前文对手斧的类型学标准做了界定,认为在这一标准下,处于争论中的很多标本可以被确定为手斧。但从标本的分布区域、在石制品组合中的数量及其形态、技术特征方面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存在着数据不详实和地层与时代的不确定性,以及形态的变异性和地区的特殊性。这类器物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其功能如何?他们对研究先民的适应生存模式、技术与智能发展、不同地区人群的迁徙互动有何启示?下文将尝试做些肤浅的探讨。
5.1 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的局限性及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看来,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是十分局限的。在广西百色盆地和陕东南 -鄂西北的汉—洛—丹区域之外,鲜有手斧标本被发现,一些零散的报道存在信息不完备和归属的不确定性,甚至有错定误报的现象。陕西蓝田地区从涝池河和平梁获得的2件手斧经常被引述[13],不知情者误认为出自于蓝田猿人(公王岭)遗址,其实它们都是从遗址之外的地表采集的,与蓝田猿人的技术与生存无法建立任何关系;山西的丁村遗址被少数学者贴上手斧工业的标签,其实经常被引述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那件“似手斧”(P.1889)采自遗址区外约5km远处的沙女沟地表,被认为可能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磨制手斧的原坯,与丁村旧石器文化没有任何联系[48]。而其他“丁村手斧”皆归属于尖状器或手镐类。这些标本缺乏两面加工和两面对称的性状,不符合哪怕是最宽泛的手斧标准。将采集于遗址区外脱层的零星标本归入某个遗址的文化体系,或者人为改变某些标本的类型学属性,从而将某些重要的旧石器文化打上手斧的烙印,是不严肃的,会对后学者和不了解详情的外国学者带来误导误解;同样的分析也适合于乾县、三门峡等地的所谓手斧。这些地区出现少量手斧本不足为奇,因为靠近汉—洛—丹手斧区,完全可能受到其文化的辐射,但这区区几件被报道的标本脱离地层,并缺乏典型的类型学特征,难以成为实证。而如果至今还坚持认定周口店遗址出土手斧,那或者是因为对周口店的标本未做观察和研究,或者是对手斧的概念模糊不清。仅仅例举少量存疑的标本或者靠凭空论断就将手斧文化的覆盖区扩展开来,未免太主观和随意。要确定一个文化体系及其分布的区域,需要确凿的证据,需要对相关材料做扎实的分析,需要数据的支持。

三门峡盆地发现的阿舍利石器
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数量是稀少的。即使在两个手斧分布区内,该器类也没能在任何一个遗址的石器组合中占据优势,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小于砍砸器和手镐类。对于从一些遗址或区域采集到“丰富”数量手斧的现象要加以分析,须知这些标本的聚集往往经过采集时间和地点的叠加,含有很强的人为取舍的偏颇(bias),而非来自经科学设计的随机取样。将他们与经发掘的遗址出土的各类标本的比例做一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不考虑这样的因素而一味强调手斧在一个遗址或区域的优势地位与作用是不严谨的,会误人误己。
既然手斧的分布范围十分局限,既然手斧的数量十分稀少,在任何一个遗址的工具组合中均不占优势,那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工具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是非主流的,其地位与作用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对表征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和技术特点只是绿叶,而非红花。我们切不可一叶障目,过于强调这类器型而扭曲了远古文化的本来面貌。
5.2 原型手斧、手镐与砾石石器体系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大多可划归“原型手斧”亚型。这类工具在制作技术和形态上与手镐基本一致,加工着力点和可用部位皆落在尖刃部,都是一端尖锐以利功用,另一端厚钝以便抓握。据笔者观察,在含手斧的遗址中,手斧与手镐是相伴而生的,而且手镐数量多于手斧。手镐系一面加工者,一些标本的加工面与砾石自然面形成双凸形,与手斧的横截面近似。如果将这样的手镐与非均衡两面加工和均衡两面加工的手斧放到石器加工的操作链上观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是同一类器物不同加工程度的产物,是类型学的局限而导致它们的同质异类。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组合中,在形态与功能上基本重叠,没有互补性,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类工具并存是不合逻辑的。
西方阿舍利工具组合中的手斧在功能上被归类为大型砍切工具(Large Cutting Tools),很多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多用途工具。与之相比,原型手斧和手镐不具有舌形或弧状刃缘,不具备砍切的功能;其尖锐的刃口和厚重的器身使它更适于挖掘,因此在功能上它们应该被称为“大型挖掘工具”(Large Digging Tools)[49]。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原型手斧—手镐组合基本上局限在秦岭以南的砾石石器文化体系中,同简单的石核、石片和大型砍砸器共出,有理由认为它们是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砾石石器体系中的特定成员,与该体系中的主力器型砍砸器所拥有的砍—劈—切功能相辉映和补充,在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原型手斧易于制作,其技术需求和生产工序与砍砸器具有相似性,但对原料的需求具有特殊性:皆以大型河卵石作为毛坯,利用卵石的扁平、浑圆或卵状的天然形态进行打制加工,将人工技巧与自然造化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简单但有智慧的工具制作策略,体现了先民因地制宜的聪明才智和适应生存能力。而中国南方发达的水系对砾石的冲磨搬运能力为这种技术的发挥和相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5.3 洛南盆地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阿舍利”元素
典型阿舍利手斧区别于原型手斧的要点在于前者有一套规范成熟的制作技术,包括制坯、成型、修边、薄化处理,使用软锤技术,形态工整对称,两面、周边经过均衡、精细的修制,器身薄锐,周边刃缘皆可使用,通常伴随配套工具,如薄刃斧和手镐。该技术体系在人类演化的早期堪称复杂和高级,注定它不会被轻易发明和复制,不可能传播得十分普遍,必然会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
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阿舍利工具体系?少数学者常常举百色手斧之例予以肯定的回答。百色的手斧含有一定数量的舌形刃口者[51],这类标本与阿舍利手斧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百色的标本鲜有明显经薄化处理者,均衡的两面加工和周身修制的性状也缺乏,而且缺失常与手斧配套的薄刃斧,因而西方的学者将其称为“似阿舍利”(Acheulian-like),而很少直接将其归入阿舍利传统。

百色舌形刃工具的3D模型
或许洛南盆地正演绎着不同的故事。这里发现的手斧包括了原型手斧与阿舍利手斧两个亚型,前者与其它地区的同类器型基本一致,而后者在中国其它地区鲜有可比者,与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近似,且与薄刃斧、手镐伴生,这使得洛南盆地某些石制品具备了阿舍利工具体系的技术、形态和类型学元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很形似阿舍利手斧的标本,也没有表现出典型阿舍利手斧的薄化技术和薄锐形态特征,也见不到软锤技术的踪影。或许我们可以解释为原料的不同使然,洛南的手斧原料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比之西方常用的燧石材料更难驾驭、更难剥离下长而平直的石片。如果洛南的这类手斧属于晚更新世的可能性得到确证,那它们与西方的阿舍利体系就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时代鸿沟,而与近来在韩国发现的很多遗址出土的手斧就可能建立起时代和文化传播的关联性[52],铭刻着东亚某些区域的古人类群体在那一时段面对特定资源环境而生存演化的特殊印记。它们或许只是与阿舍利工具体系具备了某些相似性,但并没有文化的关联性,所谓“文化趋同”是也。
5.4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本土起源+外来影响”说
中国砾石石器体系中的手斧这类工具起源于哪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热衷而又流于蜻蜓点水。对于百色的手斧,学术界提出人群迁徙—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可能性,并认为新近对印度某些含手斧遗址年代的重新测定所获得的早更新世年代数据,使得经印度半岛向东传播手斧技术的可能性增大[53]。但目前二者之间还有巨大的手斧空白区,传播的路线还无法确立,因而本土起源与演化的可能性无法被摒弃[54]。
对于洛南更接近阿舍利风格的手斧及其组合,提出“西来说”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但同样的问题,传播路线无法找到。从地貌角度看,手斧从印度次大陆经华南(百色)北上似乎是最合理的选项,但在百色盆地和汉—洛—丹地区之间鲜见手斧的身影。如果我们接受“传播说”,则还需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是原型手斧与阿舍利手斧作为一套组合同时传播进来,还是原型手斧在先,阿舍利手斧在后?亦或是前者在这里演化为后者?如果以阿舍利手斧、薄刃斧、手镐为代表的模式2技术体系传播到了这里,为何没有像在旧大陆西侧那样发展进入模式3——莫斯特技术体系?如果洛南的手斧存在于10万年内的晚更新世,为何在西方的阿舍利工具体系早已销声匿迹后这里有如此之晚的孑遗?
远古人群居无定所,迁徙流动是生存的常态,因而文化与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时而发生,这不足为奇。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群从西方迁徙到东亚,带来手斧等工具在情理之中,反之,东方人群迁徙到欧亚大陆西侧,带去东方的技术和生存方式也合乎逻辑。但远古人数稀少,迁徙是在觅食动力驱使下的无固定目标、无特定方向的自然、缓慢过程,因而伴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应该是小规模的涓涓细流,不该想象成现代式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外来的”人群与文化更多是与本土人群及其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更新替代。从技术、形态特点、生态环境和与其他文化遗存的相关性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更应该考虑本土起源的可能性,这是因为:(1)原型手斧技术简单,没有复杂的工序和流程,很容易施加在大型砾石原料上;(2)这里的手斧数量稀少,在任何一个遗址或石器组合中都不占统治地位;(3)含手斧的遗址少而零散,区域间无法建立有机的联系,无法确立传播的路径;(4)除洛南盆地的一些特例,中国的手斧大多缺乏与薄刃斧等阿舍利体系中其他器型的共生关系;(5)多数手斧标本近似手镐,以生产出可用的尖刃为目的,缺乏典型阿舍利手斧的软锤加工、周身修制、两面(侧)对称均衡加工、薄化处理和器体工整对称的特征;(6)这类工具局限在中国中 - 南方的砾石石器区域内,具有简单粗犷硕大的风格特点,与其他砾石工具体系内的器型构成有机的组合,与手镐具有同质性,与主体器型——砍砸器具有功能的互补性;(7)如果作为一个移植自西方的技术体系的代表,它缺乏与西方母体体系的同步延展性,没有演变为莫斯特技术体系。因而,手斧及其组合应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体系特定时段的成员,是在砾石原坯上简单加工出的尖刃类工具内发展出的一种变体,具有深远的本土之根。当然,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排除来自西方文化与技术的影响,或许二者在适合的土壤上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在此暂且把这种可能性概括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本土起源+外来影响”说。主干源头与支流的融入、影响的关系不可颠倒。
5.5 关于手斧的功能及其反映的古人类生存行为
手斧的功能及其反映的古人群生存模式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55,56]。远古时期的石器很多是多功能工具,手斧亦然,单纯凭借其形态特征而强调它的某种功能很可能会陷入主观和片面的误区,关键是看它与其他器类如何搭配和对特定生存资源开发的功用。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手斧皆分布于我国三大地貌单元的第 II 级阶梯上,似乎指向特定的海拔区间和气候带;同时皆发现于山间盆地中,这与印度、韩国的情况相似。或许正是这样的生态环境导致这类工具的应需而生。与西方阿舍利手斧周边具有薄锐锋利的刃口不同,中国的手斧大多仅在尖部具有可用的刃口,因而其功能不可能是砍切(Cutting),而更可能是挖掘(Digging)。挖掘的对象应该是可食性植物的根茎。最近我们对洛南盆地手斧所做的有限的残留物分析对上述推测提供了佐证。而山间盆地所具有的生物多样性和近水、开阔的生态小境为寻找这类食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手斧所依附的砾石石器工具体系分布于中国中部和南方,这些地区在更新世是大熊猫—剑齿象古动物群的分布区,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被茂密的丛林覆盖。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采集植物性食材成为食物获取的主要方式,狩猎十分困难[57,58],因而这里的工具主体是用于砍伐的砍砸器和用于挖掘的手斧—手镐类。而大江大河水系的发育,冲磨搬运很多大型卵石,为先民制作工具提供了充裕的原料,先民得以就地取材,将易于获得的砾石简单加工成权宜工具,满足他们生产和生活的需求。
6 结语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存在着手斧这一类型。但中国的手斧在形态上、技术上、工具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上和分布的地域范围上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大多数手斧(除发现于洛南盆地的少数标本)与手镐应属同质异型,是中国乃至东南亚砾石石器文化的特定成员,是更新世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先民开发利用植物根茎食材的大型挖掘工具。它们在渊源上有本土砾石文化的根基,但也可能受到小规模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体现着“本土起源+外来影响”的演化融合过程。它们的存在说明用手斧的存与否作为标准将东亚地区与其西侧的旧大陆划分为两个旧石器文化圈不再适用,但东西方远古文化与技术的差异不可因此而全盘抹杀,而且这种差异不但发生在两大区域之间,也显见于两个地区之内[59],这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一部分,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对当地生态环境适应生存的结果。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存在着材料上的不完备性和研究上的肤浅性,体现在绝大多标本采集于地表,地层和时代归属具有不确定性;个别所谓的“典型标本”的出土地和时代及文化归属被误植,对学术界造成误导和纷扰;对手斧标本的描述与分析多停留在人为取舍、为我所用、主观定性的层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详实的观测、统计数据;很多争端缘起于缺乏能被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循的类型学标准,陷入无谓的术语表层纷争;有些论断呈现出理论的跳跃,缺乏对材料认真分析的坚实基础和严谨的推理过程。
近来的研究展现出新的苗头和态势:一些含手斧的遗址被规范发掘,系统的测年工作逐步展开,所出土的材料被全面统计分析和客观报道;探求石器功能和所开发利用的资源种类与方式的微痕分析和残留物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始被应用于部分标本和遗址的研究;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对标本做精确的形态—技术观测和全面、详实的数据提取分析已在被尝试,“用数据说话”正在成为学术的规范和共识;研究的视野在拓宽,对东、西方相关材料的准确把握和驾驭的能力在提高,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与接轨在加快。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望改变长期以来陷入的主观、片面的研究模式,而真正揭示出中国手斧及相关材料的学术内涵和价值,为探讨更新世人类生存演化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做出不愧于丰富材料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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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作者:高星,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读史心得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一文中,高星先生借由学界对“莫维斯线”假说的争论,引出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是否为真正手斧、其与西方阿舍利手斧的区别和联系、对人类迁徙、交流及技术发展存在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讨。
首先,作者就多位学者对出土“手斧”的归类划分,以及对于附在它们身上的“阿舍利”、“西方元素”延伸意义存在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且观察到“尽管存在着意见分歧,目前多数学者同意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着手斧;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此类工具在形态和技术上明显区别于西方的阿舍利手斧......”
接下来,作者将围绕中国手斧的争论的实质简化为单纯的类型学问题,并认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是手斧的分类标准。”作者意识到学者们对手斧类型的划分缺乏共同遵循的类型学标准。因此,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更加简捷明晰适用、更具包容力、能更大程度达成共识”的旧石器时代手斧类型学标准。
在第三部分中,作者首先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材料的地点分布与标本数量等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接着,作者指出了手斧标本大多数来自地表采集,地层和时代归属具有不确定性等问题。并认为在做相关的讨论和分析时,一定要对材料来源和性质做客观、中肯的介绍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客观,才有说服力。而这就需要更系统扎实的田野工作和对不同层位出土的标本做详实的类型学分析,以及系统的地质学比较分析。
最后,作者尝试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地位、功能及它们对研究先民生存模式、技术与迁徙的启示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作者发现了一些零散的报道存在信息不完备和归属的不确定性,甚至有错定误报的现象。这些论断呈现出理论的跳跃,“仅仅例举少量存疑的标本或者靠凭空论断就将手斧文化的覆盖区扩展开来”,缺乏对材料的认真分析和严谨的推理过程。作者认为“要确定一个文化体系及其分布的区域,需要确凿的证据,需要对相关材料做扎实的分析,需要数据的支持。”
在文章的末尾,作者也提到了近期研究展现出的新的苗头和态势,有望改变长期以来陷入主观、片面的研究模式,从而真正揭示出中国手斧及相关材料的学术内涵和价值,为探讨更新世人类生存演化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编辑部 黄艳敏
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高星先生从分析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差异过程中初步引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石斧的问题,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但从典型的西方阿舍利手斧与中国手斧的对比研究中终归得出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手斧属实。手斧的类型学讨论标准,在考古学学界一直莫衷一是,难以界定的石斧形态使得制定手斧的标准更加困难,但作者仍提出在手斧的类型学标准问题上,应减少掺和个人主观的臆断,这一点在考古类型学领域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并未就此蜻蜓点水,更是从深处挖掘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意义,挖掘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来源问题与其功能意义,为探讨更新世古人类的生存演化作出贡献。
——编辑部 肖丽频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一文讲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到底存不存在手斧,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类型学标准,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基本情况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作者先以“莫维斯线”(Movius Line)的假说为引子,引出作者写作的目的对目前积累的相关标本和资料所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指出在一些材料使用和类型归属上存在的误区;通过几组统计观测数据分析部分遗址手斧所占比例的真实情况和其形态——技术变异的客观性状;对该类工具的渊源、功用及其在我国中部——南方砾石工具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反映的先民的生计模式尝试做出阐释,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一孔之见。
接着,以广西百色盆地和中部的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出土的手斧为线索,讲述了各种有关手斧的问题,并得出了最终结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存在着手斧这一类型。但中国的手斧在形态上、技术上、工具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上和分布的地域范围上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它们在渊源上有本土砾石文化的根基,但也可能受到小规模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体现着“本土起源+外来影响”的演化融合过程。它们的存在说明用手斧的存与否作为标准将东亚地区与其西侧的旧大陆划分为两个旧石器文化圈不再适用,但东西方远古文化与技 术的差异不可因此而全盘抹杀,而且这种差异不但发生在两大区域之间,也显见于两个地 区之内,这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一部分,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对 当地生态环境适应生存的结果。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存在着材料上的不完备性和研究上的肤浅性,但现在我们使用“数据说话”逐渐成为学术的规范和共识;研究的视野正在拓宽,对东、西方相关材料的准确把握和驾驭的能力提高,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与接轨在加快。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望改变长期以来陷入的主观、片面的研究模式,而真正揭示出中国手斧及相关 材料的学术内涵和价值,为探讨更新世人类生存演化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做出不愧于丰富材料的应有贡献。
——编辑部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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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黄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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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
作者:张宏彦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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